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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说清中西部经济发展的过去未来

记者:admin 时间:2019-11-17 21:38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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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说,中国人口肯定还是向沿海和区域性大城市集中,包括内地的一些大城市,比如重庆、武汉。中国的中西部是片地域广阔、差异巨大的地区,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主要的承接地是中部,特别是长江黄金水道经过的省份。长江中下游运能很强,可以实现江海联运,外向型的制造业迁到长江中下游后,贸易成本增加并不多,所以安徽、湖北很大可能会成为制造业新的聚集地。

  要知道地方g-overnment的d-ebt主要投入了经济建设,这的确和欧洲国家的d-ebt大量用来支付社会保障不同,但中国地方g-overnment以d-ebt支持的投入不能根据它们的去向而简单地被定义为“具有生产性”:大量超标建设的新城和工业园恐怕永远都不会有回报了。这其中的效率损失不会因为中央对于地方的救助而消失,最终由此造成的福利损失还得由中央来承担,而说到底则是由全体人民来共同承担。

  现代全球经济已经实现“全球化”,国际贸易非常重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闭关锁国中实现发展,在此情形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只能够被少数大国(或经济体)享有,这个好处就是能够获得作为国际媒介货币(internationalvehicle currency,简称IVC)的铸币税。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使用外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交易成本与这种货币的全球使用程度负相关。一国的货币要成为IVC,其经济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其他经济体保持优势。目前世界上主要的IVC就是美元和欧元,曾经作为IVC的英镑因为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逐渐被取代,而日本与美国GDP之比在1991年的最高峰时只有60%,因此,日元从未真正成为IVC。

  社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认为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由于经济高度向沿海发达地区集聚导致的。这是错的。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太集聚了,而是长期以来,人口的集聚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一个国家的policy制定者当然需要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因为其人均GDP是GDP与人口之比,要提高人均GDP,可以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给其增加投入,但是,如果欠发达地区受制于一些地理与自然的因素不适宜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而更适宜于发展农业、矿业和旅游业这样的产业的话,那么,要让其致富,关键的措施就是减少人口,给钱还是次要的。

  2008年全球经济crisis后,希腊等“欧猪五国”d-ebtcrisis爆发。这场crisis愈演愈烈,直到2015年,希腊最终成为第一个主权d-ebt出现break的发达国家。这时,欧洲(主要是英德法)面临艰难的选择:救希腊,还是让其退出欧元区?欧洲的蓝图是先在贸易上一体化,然后走向统一货币,进而走向统一的p-olitics,greatagain。

  问题是,这样的组织和协调行动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困扰着很多研究农业经济的人,曾经就有同行问我,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农业应该实现规模经营,但规模经营却迟迟未能实现?答案其实很简单,农村人太多。人多了,协调成本就上升,统一的行动和管理就难出现,生产就难免是小规模而低效率的。特别是对于采松茸这样的经济活动,产量是上天决定的,而松茸的资源又是大家共有的,每家每户单独采集,结果必然是你争我夺,你4点起床,我就3点起床。

  大家现在看到的往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是怎么进行的?不能否认,其中有一部分选择转移到中西部省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与此同时,我们能看到的产业转移大部分是行政推动和扭曲市场的结果。行政干预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开发区遍地开花,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甚至几个产业园。大量中西部省份的产业园地理位置偏远,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同时,因缺乏规模,难以具备招商引资的基础设施条件,而大量产业园投资又依赖g-overnment负债来实施,结果造成投资大、产出低、负担重的局面。

  关于非洲落后的解释有很多很多,比如制度、民族冲突和疾病。《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解释是地理:非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资源稀少的内陆国家。资源稀少还不要紧,因为如果有港口就可以参与到国际制造业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中去,人可以迁移到港口城市附近,日本就是这样发展的。麻烦的是内陆国家没资源,其居民又不能移民到其他国家的港口城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口中,生活在资源稀少的内陆国家的人口比例只有1%。

  可以用网络运输,所以也可以在内地进行研发和生产。为大企业提供线上客服的呼叫中心只需要接打电话,更可以往内地迁移。还有近年兴起的大数据产业,放服务器既占地方又耗电,也不一定要放在沿海地区。像这样一些产业不一定要布局在地价贵的大城市,这就是市场经济,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我有位朋友开软件公司,在上海的一个办公室负责接项目,项目谈完后在其他二三线城市进行生产。

  但是,分权体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约束和激励下级g-overnment。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追求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的指标比较好度量,所以,各级g-overnment对下级g-overnment官员都采取了基于经济增长的考核。于是,当代中国的分权体制就得分两面看了,它的好处是激励地方g-overnment去发展经济,它的坏处是埋下了市场分割的隐患——每一个地方g-overnment都不愿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给吸纳过去,也不想注册地在“外地”的企业到本地来参与竞争,所以地方g-overnment就要分割市场来保护自己本地的经济。每一个地方都想做些未来可能有大发展的产业,结果弄得全国各地产业同构。麻烦的是,最终这些产业是要面临市场竞争的,于是总有一些地方发展的产业可能缺乏竞争力,这样,他们就更有动力通过市场分割和加大补贴的方式来保护本地产业了。

  如果你相信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最重要的途径,你应该选择城市,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发展城市来让农民不断变为工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才能最终减少贫困。读者可能会问,那剩下的农民不管了?当然不能不管,随着农民不断减少,剩下的农民从农民变成规模化经营的农场主,或者农场里的“农业工人”,收入也将提高。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要素是土地,土地是不可能无限增加的,所以一旦土地决定了农产品的增长极限的时候,要提高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减少农业人口,这在卓玛与松茸的故事里也讲过。而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却可以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创造就业。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工业和服务业比重很高,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没有差别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农民是农场主。

  如果从经济逻辑出发,欧洲d-ebtcrisis的根源是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

  当各个国家经济形势相异时,欧元区统一的货币policy无法作出迅速反应。但是,有远见的p-olitics家却明白,统一的货币进而统一的p-olitics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最终实现一个“大国”的规模经济。如果这个目标无法实现,最悲观的结果是,欧元区退回到西欧的“富国俱乐部”,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努力将半途而废。靠一个仅包括西欧富国的欧元区,欧元的国际地位也将大大下降,这对富国也没好处。道理很简单,在国际经贸体系里,人们总是愿意持有大国的货币,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相对比较稳定,而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量也大。持有大国的货币,既可以带来国际贸易结算的方便,又可以防止经济和币值波动太大带来的风险。而对拥有国际储备货币的欧元区来说,这就意味着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以及对持有欧元的国家征收铸币税。

  其二,技术创新。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得以生存。市场规模有利于创新,这非常重要。中国的市场销售量足够大,足以弥补产品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也有利于某种细分产品的规模化生产。规模有利于创新的例子比比皆是,包括淘宝网本身。要知道,如果离开人口总数,淘宝网不可能活得那么滋润。全世界的网上购物平台,就美国和中国发展得最好,这同说英语和汉语的人多不无关系。

  随着西欧强国和希腊就crisis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欧元区解体的尴尬似乎暂时远去了,但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却就在身边:在货币一体化的区域(或者国家),人口自由流动是必需的,否则,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就难以实现。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如果人又没有流动起来,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支出却是刚性的,工资调整又面临障碍(如果真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完全对应则引起地区间收入差距),想通过货币policy来促进经济增长也不行,于是,靠举债来弥补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就难以避免。

  而从区域发展policy角度来讲,帮助中国内地发展,未来有两个措施:一个措施是在内地建设公路、铁路,把有竞争力的产品运送出来;另一个措施是因地制宜地建设小型机场,把需要旅游的人运进去。虽然绝大多数产品依赖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但是也有例外。

  中西部的城市还可以发展一些服务于内需且有本地优势的产业。不同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差别非常大。例如,汽车产业是规模经济效应非常强的,全国并不需要那么多汽车厂。即使在中西部布局几家汽车厂,也只需要布局在少数大城市周围就可以了。相比之下,食品饮料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就弱多了,将这些行业布局一些在中西部省份,产品主要满足周边地区的需求,可能会比在沿海地区生产再长途运输到中西部更节省成本。

  与此同时,中国又有一股力量在促进着市场统一,那就是制度的市场化。市场总是不断地在突破g-overnment的管制,加上跨地区的基础设施在不断地完善,地区之间经济交往成本降低,这些都有利于市场统一和提高各地经济的专业化程度。这两个一正一反的力量交织在一起,结果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总体来讲中国的市场还是走向整合的。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不和谐的因素,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每个地方都想做大自己的倾向仍然非常明显,这些因素共同抑制着中国发挥大国应有的规模经济。从整个国家来讲,损失掉了规模经济和地区间分工的优势。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理论问题是,你是否相信地理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如果你相信地理是重要的,中国经济又是高度开放的经济,那么港口就是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地理的作用,就会把产业搬迁到中西部去,甚至搬到山区去。但是你要知道,企业家的目的是挣钱,他们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扶贫机构。在全球经济高度整合的今天,与中国的中西部相比较,企业为什么不去工资大大低于中国的东南亚国家?那里的深水港并不比中国差,而且离欧洲更近,还节省运费呢。所以,如果脱离中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来“腾笼换鸟”,结果就可能是笼子腾出来了,新的鸟却没来,而被赶走的鸟却可能飞到了东南亚,没有飞到中国中西部去。

  与此同时,地方g-overnment有非常严重的“产业升级”倾向,总喜欢搞“高大上”的项目。我在一个西部省份调研的时候,当地的学者就跟我抱怨,说当地领导要发展汽车工业,全然不顾当地完全没有相应的产业基础。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有严重的资本深化倾向,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当前仍然是城市化刚刚过半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远远偏离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的状态,这体现在一个“就业的GDP增长弹性”指标上,也就是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按照道理来讲,一个国家越发达,资本越便宜,劳动力相对来说越贵,它的单位GDP增长创造的就业就越低,而我们的这个指标甚至比那些较中国更加发达一些的发展中国家还要低。这个现象在哪里更严重呢?在中西部,西部的资本深化速度比东部还要快。这么大量的投资下去了,经济的产出是不是能够同步增长呢?研究显示,近些年来,整个中国的投资回报在下降,情况最严重的地方是哪里?又是中西部。这就是严重忽视经济发展与地理之间关系的后果。

  如果按照东京圈的人口来统计的线万,而东京圈的面积相当于上海加上苏州。与此相关的中国问题是,为什么说上海的人口增长还会继续?不是说上海要做国际大都市吗?不是要让长三角成为全国经济的龙头吗?不是要让上海成为长三角的龙头吗?

  在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是三大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直到今天,中国这三大要素市场其实都是分割的。

  人们对如何降低d-ebt出了很多主意,比如说将d-ebt增长纳入地方g-overnment官员的考核,再比如将d-ebt融资纳入地方g-overnment预算,从而规范化。降低d-ebt在长期是必须要做的,但是,从短期来看,地方g-overnment新增d-ebt有很多是为了偿还旧债,如果立即遏止地方g-overnment借债,那么,偿债crisis来得更快。如果没有足够快的实际经济增长让g-overnment有足够多的税收用于还债,那么,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价格,而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对老百姓征税。

  本文节选自上海交大安泰学院陆铭教授所著《大国大城》,2016-07,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删改。文章略长,值得反复读个三五八遍。

  在当代中国,毛同志很早就已经认识到分权的重要性。他在1950年代写《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讲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说,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而且他认为,当时苏联的体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中央计划控制得太死,通过中央机构向下纵向管理的“条条”制度,什么权力都收到中央。他认为,中国要放一定的权力给地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所以,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去跟苏联比,中国计划经济的30年还是比较分权的。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分权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了,甚至将省以下官员的任免权都交给地方了。

  对于更为广阔的内地区域,除了少数大都市圈周围,完全可以像美国中部那样进行发展。以土地为主要投入品的农业,以矿产为主要投入品的自然资源产业,以及以文化和风光为投入品的旅游产业,这三大产业核心投入品在物理意义上都是不能动的,内地就有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发展这些产业过程中人口也会逐渐减少,人均收入就会得到提高。

  事实上,现代经济发展并没有实现国家间的收入均等化。原因何在?因为传统经济学的两个假设都不太符合现实。一方面,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是可以打破的,如果生产有规模经济性,生产要素的集聚可以使高技术的劳动力和企业产生知识的外溢性,加快技术进步,资本的收益将相应提高。另一方面,就和p-olitics有关了。发达国家是以本国居民的幸福——而不是全人类的幸福——为目标的,因此,他们的国界不会对所有人打开,他们要吸引的移民,或者有钱,或者有技术。

  边缘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要解决crisis,就必须彻底克服财政赤字问题。西欧发达国家的主张是希腊应该自己作出结构调整,特别是削减g-overnment财政开支,同时,也使希腊自己能够在结构调整中提升竞争力,从而在根本上杜绝d-ebt增长的根源。

  首先,资本市场实际上在被g-overnment的项目审批制度分割着。中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是需要国家发改委来审批的,因为有鼓励中西部投资的policy倾向,所以,在中西部能够获批的项目在东部就不行。

  我在西部某地调研时,问当地g-overnment官员:“有没有工业园圈了很多地,却很少有投资项目?”接受我访谈的g-overnment官员说:“这个我不能说,我说了,会犯错误的……”是的,他没说什么,但其实已经回答了。我去现场看了一个在全省排名20多位的工业园,结果看到的是大量闲置的工业园土地。工业园的地圈好了,却没有什么投资项目。一个在建的项目,已经开始建设两年了,仍然只有钢结构,连厂房都没有建成。当时我就想,这是不是骗取当地优惠policy的假投资啊?带我去调研的朋友给了我下面这段回答:

  在劳动力方面,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非本地户籍人口的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就业、公共服务的分享都和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不一样。在公共服务方面,尤其是基础教育和医疗,如果没有当地城镇户籍,待遇就很不一样——想上公立的幼儿园都难。越是在流动人口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来人口难以享受本地市民待遇的问题就越严重。在个别特大城市,提高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还被地方g-overnment作为控制人口的policy手段。在大多数地方,廉租房这样的福利更是仅仅覆盖到本地户籍人口,根本没有充分地起到为真正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福利的作用。这样的制度障碍事实上就构成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障碍,导致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充分。

  在本轮全球经济crisis之前,欧洲货币policy偏松。其实,crisis之前全球范围内货币policy都偏松。在融资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德国借机扩张生产。而像希腊这样的弱国,宽松的信贷导致crisis之前经济过热,d-ebt大规模增长。当全球经济crisis来临时,虚假繁荣的经济显得异常脆弱,g-overnment偿债能力立即出现crisis。

  在经济的上行周期,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上升不难。但是在经济下行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甚至可能下降),工资却难以灵活调整,这时,如果本币贬值就可以刺激出口,帮助其摆脱困境,而如果本币不能贬值,工资又不能灵活作出调整,那就可能出现g-overnment财政赤字增加、g-overnment偿债能力不足这些问题。

  但在经济已经深陷crisis的背景下,如果削减财政支出,短期内则可能会使经济更为恶化。而对于d-ebt负担更为严重的边缘国家来说,民众也不愿意,因为这可能会危及他们的实际利益。

  最为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g-overnment已经感觉到,与其d-ebt增长速度和融资成本相比,招商引资的效果并不好,因为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明显的投资拉动特征,而未来如果没有足够的产业作为支撑,则当前投资的回报不高,地方d-ebt的偿还压力非常大。近来,虽然g-overnment不断降息,但这只影响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地方g-overnment的实际融资成本却降不下来。在一些案例中,通过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筹资的年利率达到10%以上。一些做信托的公司恰恰是在给欠发达地方g-overnment融资时征收更高的利率,道理很简单,它们认为这些地方的资产质量更差。这实际上加剧了欠发达地区d-ebt负担越来越重的问题。更进一步来说,如果中国想长期发挥大国优势,避免欧洲(特别是欧元区)的困境,就必须实现区域之间人均GDP的趋同,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优的路径就是国家内部的自由移民。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移民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更是“国家发展战略”。

  东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在那里获得商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东京人口密度可以达到世界最高之一,是因为它能够把拥挤、污染和犯罪水平都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而拥挤、污染和犯罪就是《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讲到的三个M——Time、Grime、Crime。只要把这三个M的成本降下来,一个城市就可以不断提高它的宜居程度,从而不断地壮大。至于城市的极限,其实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取决于日本人中有多少愿意承受高房价而生活在东京,不迁移到其他城市。

  中西部的很多城市具有特殊的自然禀赋资源,如贵州被称作山地公园省,夏天登山赏瀑避暑,冬天滑雪温泉民宿,完全可以打造成全国人民的公园省。康养旅游是典型的人口逆流动产业,如果本地的居民消费力不足,外出打工为主,那么完全可以把沿海大城市的居民吸引来度假消费,更进一步发展康养旅游地产。

  其次,中国存在跨省投资的“市场进入障碍”。我曾经研究了上市公司管理者的p-olitics级别背景对企业跨省投资的影响,发现企业高管拥有的政企纽带能够帮助企业到其他省份去开设下属企业(子公司、联营企业或分公司),但这种影响出现的条件是政企纽带达到省部级,而较低级别的政企纽带不起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高管曾在中央g-overnment部门任职也有助于企业异地投资。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下一轮世界发展的重点肯定是非洲国家,非洲怎么脱离贫困?与之相应,我问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如何追赶沿海?中国一个省的人口规模和一个国家差不多。在本质上,问非洲国家为什么那么贫穷,就跟问中国中西部省份为什么相对欠发达是一个道理。比如最近这些年,贵州在搞工业强省计划,贵州是不是依靠加大投资,搞工业强省计划就能发展起来?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是不是非洲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援助,多搞点儿工业项目,就发展了呢?

  人多的问题还绝不只是增加协调成本。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与其生产特征有关系,因为农业生产有一种瓶颈资源,那就是土地,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土地的产出增长也是有极限的。在卓玛的故事里,这个有限的资源就是大山,而其产出的极限就是靠天决定的松茸产量。大家虽然都3点出门,非常辛苦,但给定总的松茸量和人口,人均收入根本不会因为大家都半夜上山而增加。在土地资源及其产出都接近极限时,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最终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减少农业人口。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东京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会议上,项目负责人吉尔(Indermit Gill)总结道,城市发展的问题核心是解决“3M”问题,即分别用Time、Grime和Crime三个词表示的拥挤、污染和犯罪问题。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其规模经济收益,而“3M”则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城市发展的policy就是应该不断地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改进来降低“3M”,释放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

  最后,地方g-overnment会阻碍资本的流动。比如说,我在调研中曾发现,有地方g-overnment会以调查偷税漏税为威胁,阻碍企业到外省投资。

  一方面,对于市场上的d-ebtbreak,中央当然希望打破“刚性兑付”的预期,以免将什么责任都揽在中央,让人们形成地方d-ebt没有风险的预期;另一方面,面对事实上已经难以偿付的地方d-ebt,最终还是会被认为将由中央g-overnment来兜底,从长期来看,这也恰恰可能造成地方g-overnment不计后果地借债的局面,这就是经济学里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即使中央g-overnment的救助可以避免地方g-overnmentd-ebt演化成“d-ebtcrisis”,但是,地方g-overnmentd-ebt的背后本质上是d-ebt转化成投入之后没有带来相应的产出。

  第二就是土地。中国为了保证“粮食安全”,要保持一定数量的耕地,于是就实行了“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每一年中央给各个省一个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开发的总数,然后再由省分配给下面的市和县,不能突破。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虽然也要考虑不同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但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特别是在2003年之后,建设用地指标被作为鼓励中西部省份发展当地工业的policy工具,而对于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受到了严格控制。东部的地价、房价涨得这么快,其中有一个policy的原因就在于建设用地供给受到了限制。而中西部的地价实际上是很低的,以单位面积的GDP产出来度量的土地利用效率也比沿海低很多。

  大家可能会怀疑,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能够实现75%以上的城市化率吗?问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在问中国能不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最终成为发达国家。未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到底能够提高到什么程度,主要是看城市部门是不是能够持续地提高生产率,并为农村进城的移民源源不断地创造就业,如果能做到,农民就可以不断地减少,最终,通过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少量农民的收入。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已经在中国出现了,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的规模经营程度正在逐步提高,进城务工人员将家里的地转包给其他人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

  欧元区的富国难免会问,为什么要伸手去救另一个在p-olitics上独立的国家。反过来说,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则可以通过本币的大幅度贬值而刺激出口和旅游业,并由此重获竞争力。问题是,如果希腊真的退出欧元区,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了西班牙?再往后,如果每个国家都不从全局考虑问题,而只是考虑本国利益,那么,欧洲的富国是不是会限制来自相对较穷的“边缘国家”的移民?甚至,在保护本国利益的思维模式之下,已经形成的统一市场和自由资本流动都将面临威胁?如果这样,一个统一的欧洲将渐行渐远,最终,欧洲将不会成为与美国一样强大的联邦。

  未来,随着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人民币成为IVC应该只是时间问题。2015年底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并居于第三位,这就是个标志性的事件。

  其一,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例如民用大飞机产业,初始的投入非常大,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如果要保证这个产业实现收支相平衡,就要有一个最低的国内市场规模,以此才能够基本弥补制造这些飞机的成本。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发展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还有一个就是中国。

  卓玛母女穿过村庄,走进30公里之外的森林……“一般来说,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松茸。”卓玛说。松茸是一种城里人餐桌上的美味食用菌,甚至还远销日本。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小村,村民在雨季的每天凌晨3点出门上山找松茸,如果去晚了,松茸就被别人挖走了。

  其四,现代服务业。现在世界上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它的竞争力都集中在所谓现代服务业中,而标志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上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美国的竞争力有三个标志性的来源,一个是华尔街,一个是大学,另一个就是好莱坞。这些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一定的规模来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文化和教育产业特别受益于大国的规模经济,因为这两个行业在国与国之间带有一定的文化壁垒。例如,内地电影明星的身价涨得很快,于是港台地区的影视明星纷纷进入内地拍戏,歌手也竞相参加电视节目,这就与内地市场的规模有关。

  其三,公共品提供。在前现代时期,公共品主要是指国防,但到现代,公共品就更多了。比如说卫星导航系统,世界上最早开发并应用卫星导航系统的是美国,西欧和俄罗斯紧随其后。对于中国来讲,由于有规模经济的好处,我们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事实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开始工作。

  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收敛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就出现了两个policy选择:第一个policy选择我称为“动钱”的policy,就是把资本移向劳动;第二个policy我称为“动人”的policy,就是劳动移向资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大家都齐声叫好的所谓“产业转移”是在动什么?动钱。并不是说动钱都不对,关键在于是否基于市场机制,钱用在了什么样的产业上。我们通过财政转移和产业转移,希望中西部也获得发展空间。而在动钱的同时我们还在动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我们把大量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投向了中西部省份,把土地的配置policy作为支持中西部发展本地工业的手段。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企业实力不够,主要是圈地,等待土地升值收益(工业土地升值或变更土地性质,进行商业开发);一方面是为获取短期policy优惠,如拿到商业用地,先行开发获取工业投资补贴,以寻求资金平衡,等待短期收益获取后,又辗转其他地方,如法炮制!原因一方面是地方g-overnment经济发展与考核指标的压力;一方面是实业难做,其他产业来钱太快,企业投机严重。

  我调研的这个工业园所在地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目前人口是5万,未来的规划是建成30万人口的城市。为此,这个县城正在建大型的市政广场,连接县城到所在地级市的公路有八车道。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在短短两年内扩大到了过去的3倍。我想在此强调一下,如果这样的新城和工业园的投资都是依托于地方g-overnment负债,那么,可不能仅仅因为这些投资在用于“经济建设”,就认为这是“生产性”的啊。类似这样超标扩张的工业园和新城,我在全国多处调研时都有看到,如果每个地方g-overnment都想做本地的工业园和新城,读者就不难理解,全国的新城规划人口加起来有34亿这个结果了。

  其中,密度带来规模经济,而城市是规模经济的集中体现。距离产生地区间的贸易成本,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降低贸易成本,就好像拉近了地区之间的距离。相应的,区域发展policy的重点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地区间的距离,降低贸易成本。

  这个故事里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其一,采松茸显然是一项各顾各的零散生产。给定松茸的产出完全是天赐的,那么,很容易找到一个办法来协调各户的行动,并能够使每个家庭的收入不变,且不用那么辛苦。比如说,有一个组织来规定,每家早上出门的时间不能早于5点,或者,每家上山采松茸只能走固定的线路,再或者,让一些家庭单号上山,另一些家庭双号上山。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g-overnment的统一财政是个“优势”,这可以避免中国出现希腊那样的主权d-ebtcrisis。可是,凡是将统一财政作为中国“优势”的人们往往忽略了,恰恰是在现行体制下,无论是地方g-overnment、金融机构还是社会公众,都会期待中央救助负债累累的地方。这给中央g-overnment带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问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分别涉及城市发展、地区发展和国家发展,我为这三个问题再分别加上三个与中国发展有关的问题。

  在应对全球经济crisis的过程中,中国实施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policy。在低利率的背景下,各地地方g-overnment纷纷举债。近来,随着中国经济紧缩,卖地收入下降,地方g-overnment的偿债能力将受到挑战。而这个潜在的crisis恐怕将首先出现在大量依靠g-overnment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在一个国家的统一货币policy下,如果没有好的办法来约束地方g-overnment,那么,地方g-overnment就会大量举债,把潜在的偿债风险留给后任,或者丢给国家。

  有一次,我到河南给g-overnment官员讲课,当地g-overnment官员说,您讲得太对了,我们这些地方没有地理优势,也没有技术优势,上级又考核我们招商引资,我们只好招来污染企业。中国有句俗话,叫“无工不富”,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对的,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基本上都要经过工业化的过程。但是,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而言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因为不同的地区可以有经济上的分工,有些地区可以专业地发展农业、旅游业和资源产业,同样可以致富。

  在现代经济里,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这时,规模的重要性反而比前现代时期更强了。我这里列举几个主要的方面。

  有读者会说,汇率有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之分,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低,其工资也低,那么,这个国家的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会受影响啊。可是,工资是有刚性的,更确切地说,与劳动相关的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往往都是有刚性的,向上调整容易,向下调整难。对此,只要看看电视新闻里希腊人如何上街抗议削减福利开支,就明白了。

  而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卓玛一定要在家乡采松茸,而不是去城里的餐馆里烤松茸?

  相应的,我要问另外一个跟中国有关系的问题,看起来不是很相关,但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朱玲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讲了一个故事:当苏联解体以后,新疆开始跟俄罗斯做边境贸易,在新疆某地有个宾馆,跟俄罗斯的贸易做得越来越频繁以后,这个宾馆变成了贸易口岸,有贸易功能,有娱乐功能。这本身就是一个微观层面的经济集聚的例子。朱老师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新疆把产品往俄罗斯卖的商人都是浙江商人,而不是新疆商人,而且浙江商人卖的东西都是在浙江生产的,不是在新疆生产的。于是她就问了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在新疆生产产品,然后卖到俄罗斯,这样不是省了长途的运费吗?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情况,贵州是一个资源稀少的内陆“国家”吗?当然不是,但如果当前户籍制度不改革,基础设施不完善,再加上制度上有那么多市场分割,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就会像“内陆国家”一样,只能靠资源来发展。问题在于,中国的内陆省份是在一个有港口的国家中,为什么不能让那里的居民迁移到可以在全球分工体系里更有优势发展制造业的沿海地区来呢?中西部省份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发展本地工业致富呢?事实上,中国的内陆省份很多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旅游资源也丰富,在这样的地区,要致富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人口,以使不愿意迁移的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上升。正如我前面已经说明的,靠资源的产业其产出是有限的,如果人太多,人均收入必然低。

  西伯利亚人口稀少,但因为基础设施好,只要有铁路、输油管,西伯利亚的资源就可以往莫斯科附近运,没有必要有很多人住在那个地方。那么,中国基础设施够好吗?不够,比如机场,中国有几百个机场,而美国仅公共机场就有5000多个,这还不包括13000多个私人机场,在这方面中美差距还非常大。比基础设施差更严重的是市场分割。按照道理来讲,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地区和地区之间应该没有市场分割,但实际上,中国省和省之间省界分割非常明显。市场分割并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问题,更是制度的问题。

  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财政补贴和资源转移式的扶贫,收效不大。既然减少贫困主要靠经济发展,那么,经济发展主要靠城市还是农村?换言之,是应该主要通过发展城市来减少农村贫困,还是应该主要通过发展农村来减少农村贫困呢?

  欧元区只有一个汇率,当各个国家的工资无法灵活地适应劳动生产率时,对欧元汇率起决定作用的是欧洲各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结果一定是,最终的汇率对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德国、法国是偏低的,而对希腊这样的国家是偏高的,希腊会因为汇率偏高而难以刺激出口。于是相对发达的西欧国家不断增加其贸易盈余,而边缘的南欧国家则不断累积起贸易赤字,这种状况可以说自欧元诞生起就存在,至今愈演愈烈。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边缘国家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人口又没有充分流动起来,国家却要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直接途径就是借债。

  国家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自由其实主要就是劳动力流动不自由,资本相对来说是自由流动的,而且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不断在缓解其资本回报递减的趋势,结果,发达国家反而成了资本流入地。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儿不合理,缺钱的不应该是穷国吗?在经济学里,是否缺钱不能按谁钱少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当技术创新的力量非常强的时候,富的地方反而资本回报高,更缺钱。

  报告用三个D——Density(密度)、Distance(距离)和Division(分割)——来构建自身的整个分析框架。

  三个D中,最厉害的是分割,分割体现了p-olitics。此话怎讲?传统的经济学分析通常有两个假设,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了这两个假定,地区间和国家间的收入水平在长期一定是趋同的。对这个道理最简单的理解是,只要存在收入差距,穷国的居民如果可以自由地转移到富国去,那么,穷国就会不断向富国移民,直到两个国家的收入一样。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也不要紧,只要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效果也一样,如果资本不断投入富国,最终会出现回报下降,这时,就不如向穷国投资反倒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如此直到两个国家之间的投资回报一样。

  中国最漂亮的地方可能就是西部,资源最丰富的也是西部,在地理缺乏优势的情况下不需要发展那么多工业,除非是服务于当地需求的工业。否则,如果把环境破坏了,今后将错失发展旅游业的机遇。在地理等条件受限的条件下盲目发展工业,很可能招来的就是污染企业。

  即使在欧盟内部没有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的情况下,因为欧洲国家多,语言、文字不一样,宗教、文化、饮食也存在很多差异,所以事实上欧洲内部的人口流动仍是不充分、不自由的。经济学最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就会趋同,否则人口就会持续流动。由于欧洲国家间的人口流动事实上很难做到完全自由,结果形成了国家间的人均GDP差异——法国、德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希腊的两倍。

  在这样一个存在市场分割的区域,如果实现货币统一,各个成员国就失去了自己的货币policy的独立性。换句话说,如果在希腊出现经济衰退,那么,它就无法单方面地通过扩张性的货币policy或者本币贬值来刺激经济。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汇率,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汇率由其劳动生产率决定。如果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汇率不变的话,这个国家的出口货物就越来越便宜,于是就会产生本币升值的压力,以此来达到贸易的平衡。

  大约自2003年以来,g-overnment希望通过给予欠发达地区更多建设用地指标的方式来鼓励这些地方的发展。不少地方因为获得了较宽裕的用地指标,能够实现以几乎“零地价”的方式来招商引资,一些地方甚至还为进驻企业配以商业地产开发权,但结果却并不足以抵消这些地区的地理劣势。这样的做法不仅难以推动产业集聚,不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地的城市化和人的城市化严重脱节,而且使当地发展长期依赖于g-overnment补贴,给地方g-overnment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

  不妨再对比一下美国,美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比较小,它的中部各州在干什么?其实主要就依靠三种资源:第一是玉米,第二是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第三是铜矿。这三个例子分别是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的代表。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依赖的核心投入品分别是土地、自然风光和矿产,这三样东西都不能动。对于不能动的资源,要让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富起来怎么办?只能减少人。美国中部的州都人烟稀少,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很富。

  文章中车轱辘话偏多,但非常深入浅出。有时候,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来钱太轻松会闯祸,超前搞旅游也会成福,过往的制度障碍和观念滞后也是未来再出发的改革动力和增长源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同时,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全球公共品提供者的行列。比如说亚丁湾的护航和参与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疗援助,这就是国际公共品。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所以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是有能力去提供这样一些国际公共品。最近,中国发起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又是一个具有国际公共品性质的例子。

  我曾经和一个保加利亚人聊起他的祖国。他说,自从欧盟东扩之后,保加利亚有不少人移民去了欧洲的富国,一些制造业出现萎缩。我问他,这样有什么不好?他的回答是,也没什么,没有离开的保加利亚人更多地做起了旅游,生活也变好了。

  如果不是有各种制度(比如户籍、土地和公共服务)的制约,如果卓玛不是特别偏爱家乡的生活,并且不考虑少数民族进城务工可能面临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那么,卓玛绝对应该进城打工,而且是到东部打工。当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倍多。在省之间,最富的京、津、沪三地2013年人均GDP均在100000元左右,而贵州省人均GDP仅为26393元,前者是后者的4倍左右。自由移民的意义在于,它能保障一国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权利,让人们到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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